站在中国历史大格局中，以各省历史文化名人的产生为研究对象，观察中国文化图谱的总体分布，我们可以按照梯队方式来展开分析。如果比较熟悉中国历史地理，我们会发现，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流经的省份，大部分处在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
美丽江西在明代以前，山西、山东、河南、陕西、江西应该属于第一梯队，诞生的历史名人更集中；而安徽、江苏、浙江、湖南、福建、河北、湖北等应属于第二梯队；其他属于第三梯队。明清两代，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山西无疑成为历史名人产生的重镇。到近现代，浙江绍兴、安徽绩溪、安徽桐城、广东新会、福建闽侯、江西义宁、浙江德清、浙江湖州、江苏常州、浙江温州、江苏苏州、江苏江阴、广东番禺、湖南湘潭、浙江瑞安、江苏无锡等地方，成为中国文化名人的集聚地。此外，湖北、四川的人才辈出，势头迅猛，充分反映出人才南移和沿长江中上游移动现象。
先来说说被称为“表里河山”①的山西及其历史文化名人。山西有五千年的历史，一直是文化昌明之地，论其影响应列在中国省份的第一位。与华北地区省份一样，这里的人才出现得很早，且类别齐全，包括政治、军事、哲学、历史、文学、艺术人才，异常丰富。每一个领域都有当时中国的领军人物，比如帝王有“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北魏孝文帝、唐代女皇帝武则天，政治家有霍光、裴度、狄仁杰，思想家有荀子，军事家有卫青、霍去病、郭子仪，诗人有王勃、王之涣、王维、白居易，文学家有柳宗元、罗贯中、马致远、白朴、郑光祖，史学家有司马光，高僧有法显，军事家有关羽、王忠嗣，等等，可谓群星璀璨。
山西高山检索山西文化名人的发展脉络，尤以唐宋以前最为丰富，元代之后三晋文化一落千丈，“几成文化沙漠”②，人才明显减少。究其原因，有人认为与晋商崛起、重商轻文有关，其实这应该是元代对汉文化的抑制和打压的历史性后果。加上中国经济和文化重心已经南移，离山西愈来愈远，山西受到的方方面面辐射愈来愈小。此外，山西受地形限制越来越明显，自给自足的封闭型经济难以再为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帮助和支撑。尽管如此，在金元时期山西还是有一些响当当的名人，如：元好问、白朴、郑光祖、罗贯中。有清一代，由于晋商的地位和山西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山西依然是文化名人的重镇，思想家有傅山、阎若璩、徐继畲，政治家有陈廷敬、岑春煊、于成龙，商界人士有乔致庸、祁隽藻、渠本翘等。民国以后，山西在文化方面也出现了一个小繁荣，首先是留学生很多，其中又涌现出一批翘楚，如阎锡山、孔祥熙、赵戴文、傅作义等等。民国人物的大量涌现与庚子赔款和西洋人倡导的留学潮有关③，保留着浓厚的开放色彩。这股留学潮为山西培养了数千留学生，造就了大批军政文化界人才，也培养出一批文化名人，比如景梅九、景耀月、王用宾、冀朝鼎、冀朝铸、李健吾、柴泽民等等。但是，百年前这些真正的大腕并不出名，人们后来聊起山西文人，首先想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流派山药蛋派。
还有一类特殊的人才就是红色精英，如高君宇、彭真、徐向前、薄一波、华国锋、李雪峰、陈永贵、纪登奎、李顺达、申纪兰等等。这些人物以政治、军事、劳模为主。尽管部分人物是褒贬不一，但是他们毕竟做出过贡献，也真实地影响过现当代中国的社会。
清代以前，山东、河南名人应该仅次于山西，两地难分伯仲。山东为齐鲁文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首先崛起的文化中心，涌现了一大批奠定中华文化的重要人物，尤其儒家学说发轫于此，齐鲁学风也为历史所景仰。可以说，山东文化是中国儒家文化之源，在诸子百家时代人物为超一流，如孔子、孟子、孙子等等，对中华文化及世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随后的表现虽有起伏，隋唐五代时期相对低迷，但之后继续有上佳表现，一直到明代，在北方也非常出色。其中有诸葛亮、贾思勰、王羲之、刘勰、颜真卿、张择端、辛弃疾、李清照、戚继光、蒲松龄、孔尚任、刘墉等等。山东是当之无愧的文化大省。
河南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表现也很突出，比如老子、庄子、范蠡、商鞅、李斯、苏秦、吕不韦、石申等，这些人物出类拔萃，影响很大。河南在文化名人数量上占有优势，秦汉到北宋前期的一千多年里，地处中原的河南一直稳居中国文化中心，曾有“天下名人，中州过半”的说法，盛唐时期达到辉煌的顶点。北宋中后期之后，河南丧失了作为文化中心的地位，人才数量和质量都下降，但相对于北方诸省，包括山西，仍然具有优势。除了上述人物外，秦以后有晁错、张仲景、张衡、阮籍、谢灵运、玄奘、一行、吴道子、杜甫、韩愈、刘禹锡、岑参、白居易、元稹、李贺、李商隐、程颢、程颐、岳飞、侯方域等等。
第二梯队应是江西、江浙等地。江西号称“文章节义之邦”，与北方几省相反，宋代以前所出人才平平，主要有陶渊明，但北宋中后期以后迅速崛起，取代河南成为文化中心。就诗家而言，“唐诗大家胥出中州”“宋诗大家胥出江西”。有人总结过：唐有“李杜韩白”，三位河南人、一位四川人；宋有“欧王苏黄”，三位江西人、一位四川人。宋明时期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第二个诸子百家时代，江西人是其中的主角，比如晏殊、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陆九渊、杨万里、姜夔、文天祥等，这些精英开宗立派，叱咤风云，引领潮流。江西人文在这个时期达到极盛，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极大。
元代至明初，江西文人承宋代之余烈，在正统的文化领域里，取得的成就和地位仍然首屈一指，之后也在比较高的水平上运行。元代以来江西所产的文化名人有马端临、吴澄、虞集、罗钦顺、汤显祖、宋应星、魏禧、朱耷、蒋士铨、陈三立、文廷式、李瑞清、陈寅恪、萧公权、傅抱石等等，亦可称得上超超玄箸矣。
浙江、江苏经常合称江浙，说明这两个地方在许多方面的趋同性。宋元以来，浙江的人文表现一直很优秀，但明代成化年间之前不如江西，之后终于大大超越江西了，稍后江苏也先后超越闽赣，共同开创了中国文化史上的江浙时代，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并一直保持至今！于是，有人说“用人才辈出、经久不息来形容浙江，绝不为过”。仅明清以后的名人就有刘基、方孝孺、于谦、徐文长、施耐庵、黄宗羲、袁枚、龚自珍、吴昌硕、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秋瑾、鲁迅、丰子恺、潘天寿等等。
江苏与浙江相较，有种比学赶帮超的味道。宋之前，江苏略胜，尤以两晋及南北朝最为突出，领先于南方诸省。宋元时期发展减缓，远不如浙江。明中晚期以后，江苏文化重新崛起，再度超越浙江，成为人才密集度最高的省份，近代，浙江又有反超的迹象。明清时期江苏文化名人有高启、顾宪成、徐霞客、文征明、董其昌、祝允明、吴承恩、归有光、冯梦龙、陈子龙、郑板桥、金圣叹、顾炎武、钱谦益、赵翼、刘鹗、徐悲鸿、梅兰芳，人才不胜枚举。所以，有人说：五个文化大省里，不能没有江苏。
湖南古称“三苗”，近代以前，湖南在历史的河流中一直默默无闻，文物教化远逊于中原及东南地区，乃不争之事实。所谓“湖南人物，罕见史传”，即是古代湖湘乏才的真实写照。年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湖南只有东汉蔡伦，唐代欧阳询、怀素，宋代周敦颐，元代欧阳玄，明代李东阳，清初王夫之等人有名气。但之后的年，湖南变了，完全是异军突起。一批湘人先是从军事起家，而后“由军事而政治，由政治而文化”，可谓蔚为大观。中兴名臣有之，民国人物有之，红色革命者有之。主要有何绍基、王闿运、谭嗣同、杨度、程潜、沈从文、琼瑶、龙应台、曾熙、谭延闿、齐白石、贺绿汀、黎锦晖、谭盾、田汉、欧阳予倩、蒋廷黻、黎锦熙、陈子展、刘大杰、杨树达、余嘉锡、曾昭抡、周立波、李泽厚、周光召等。称之为名流辈出，绝不为过。其中领军人物应该是毛泽东、黄兴、曾国藩。
福建的文化起步时间与江西接近，最鼎盛期也在两宋。理学四大学派中，闽派为其中之一。那时的文化名人首推朱熹（安徽徽州人，生长于闽地），还有柳永、杨时、游酢（杨、游二位有“程门立雪”的故事）、罗从彦、李侗、蔡元定、刘勉之、胡安国、罗从彦、廖德明都是理学名家。此时的福建杰出之辈数量上不及浙江，影响上远不如江西，但基本是同一阵营。元明及清代中前期“给人印象是名家众而大家稀”，有人研究认为——这年中福建能称得上杰出者的只有杨荣、李贽、余大猷、李光地、郑成功、施琅以及不甚光彩的洪承畴等几人。晚清后情况大变，这里是人文蔚起，像林则徐、陈化成、沈葆桢、严复、陈衍、陈宝琛、陈嘉庚、郑孝胥、林语堂、辜鸿铭、冰心等等，都是与海洋有关，从中可见其地利的影响，近代西方与大陆的碰撞才造就出这样一批俊才。而影响最大、最符合民族审美的自然是林则徐。
河北近一千年来就是近畿了，其南部为中原一部分，又是大平原，地理位置优越。其实河北几乎可以与第一方阵一比。据缪世鸿《历代杰出专家学者的地域分布表》显示，宋代以前，河北名人数量综合排名居第四位（列于晋豫鲁陕之后）。宋之前，其著名才俊有扁鹊、董仲舒、刘琨、祖冲之、郦道元、卢照邻、高适、刘长卿、贾岛等。两宋时，人才产出量有所下降，其排名列于十名之后。后来，人才数量有明显回升，“在北方诸省中，始终保持前两名之位置（元代时，甚至居于各行省第一）”。其代表人物有郭守敬、马致远、颜元、纪晓岚、翁方纲、张之洞、李大钊等等。如果找寻其人才增加的原因，大概与元代之后跃为畿辅之地有关。近些年来，河北省文联和省内部分媒体联合评选了一次文化名人，并将其归纳为“四美”“八英”“十圣贤”“十八才子”。“四美”不提，说“八英”比较有趣，比如战国廉颇、荆轲；三国张飞、赵云；南北朝祖逖、高长恭；宋代卢俊义；近代霍元甲。早就听说河北人有侠气、好结朋党，所谓“燕赵儿女慷慨悲歌，勇于为国家、为正义牺牲”也。略微补充一下，与荆轲齐名的还有高渐离、樊於期、田光等。“十圣贤”有黄帝、赵武灵王、蔺相如、刘备、魏征、赵匡胤、张之洞等等；“十八才子”为扁鹊、郦道元、赵佶（宋徽宗）、赵孟、郭守敬、关汉卿、王实甫、曹雪芹等等。
湖北为荆楚文化之腹地，其文化起步为南方最早，几乎与中原同步，先秦时出现了屈原及宋玉、唐勒、景差、伍子胥等文化名人，南方诸省中如此捷足先登，绝无与之比肩者。只可惜后劲不足，在以后表现平平。秦汉至清末，其出产文化名人主要有王昭君、陆羽、孟浩然、毕昇、皮日休、米芾、宋祁、张居正、李时珍、袁宏道三兄弟、陈友谅等等。对此，梁启超给湖北的评价是：“学者无闻”“学者希焉”。清末以后，人文环境也随之改观。名人辈出，像黄侃、熊十力、王世杰、李四光、汤用彤、李济、闻一多、徐复观、曹禺等一批名人涌现，让湖北增辉增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人说与张之洞的苦心经营有关，也可能是沾了武昌起义的光，这都有可能，但是我觉得还是和清末长江中游的经济开放有直接关系。至于政治军事人物就更多了，民国后有黎元洪、董必武，仅湖北红安县就出了位红色将军，杰出代表为李先念。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名人生产”的人文分布架构。在宋元以前，华北之晋冀鲁豫及陕西为文化名人频出之地，山西省基本在第一方阵。但随着江南的开发，人文之气随着经济和交通的布局而向东、向南北展开。比如沿大运河展开，江浙徽开始迅速崛起，北端之河北作为政治近畿也保持兴盛。随着长江航运的发达与大运河联网，其一线发达起来，比如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同时，文化随着经济继续往南延伸，福建、广东也借机得到拓展，显然是沾了沿海地利之光。到年，中国的近代文化版图与区域架构已经形成，一直到21世纪之今日，基本保持不变。
参考文献：
①景元祥：《三晋典故》，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年，页。
②曲伟、韩明安主编：《当代汉语新词词典》，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年，第页。
③王介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太原：书海出版社，年，第页。
（作者系华樾（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图书研发中心质检主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