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霜风尚未抵达南粤，我在珠海、斗门、江门、新会、崖山、伶仃洋玩了一大通。茅龙入海，别有感会。
茅龙其实是一种笔，说是明朝陈白沙在新会圭峰山发明的。结茅为之，雅号茅龙。
我国的笔，有硬有软。硬的是刀、是棍、是竹、是芦荻杆儿，但无西方的钢片与鹅毛梗。甲骨刻契就用刀，后来刻碑篆印亦仍用刀，故是中国的老传统。
可是用软毫也不迟，因为甲骨中就已有用朱笔写而未刻者，可见其早。主要是用各种兽毛，鸡、鸭、羊、兔、狼、马尾、牛耳、猪鬃、黄鼠狼……。
后来软豪似乎取得了正统地位，一说写字，就让小孩子去买把毛笔来；练书法，更被俗称为“写毛笔字”。
但这是笑话！因为中国书法，就如《周易·说卦传》所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孤阴不生，孤阳不长，阴阳是要结合的；写字的人，也非仁义不成。
故刻碑，都要如甲骨文一样，先用毛笔书丹，然后施刀。写字，即使用软毫，书家也仍追求着“力透纸背”“入木三分”“如锥画沙”的美感。
且软毫在制作时也常要加上较硬的材料加健，所谓“兼毫”就属此种软硬相兼之笔。
其中用草做笔毫，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但因草毫偏硬，不如狼毫羊毫容易控制，故后来不甚流行；可是作为辅料却甚好，足以加健。
近年启功先生还曾与王一品制笔传人朱亚琴研制兽毫中杂以苎麻的麻毛笔，取名元白峰。黑龙江七台河市黄季霜则采用北方高寒山区特有的茅翎草为材料，做了一种草笔。
新会茅龙草笔，便是这类草笔的先驱，多以黄茅制作。
据明末遗老屈大均《广东新语》说：“白沙喜用茅笔，所居圭峰，其茅多生石上，色白而劲，以茅心束缚为笔，作字多朴野之致。”做法是洗后晒干，用木棰轻轻砸烂，又放在蚬灰水里浸了几个时辰，去囊后再晒干，扎成了一束做成笔。
茅茎比动物毛粗而硬,而且缺乏锋颖,吸墨性甚差,但陈白沙先生对之情有独锺，自谓：“茅君稍用事，入手称神工”。晚年病，不能用茅龙笔写字了，还慨叹：“长楫谢茅君，安静以待终。”把它当成最亲近的友人。
白沙最重要的书迹《慈元庙碑》即是用茅龙笔写的。弟子湛若水受其影响，也以茅龙笔题跋于后。
为什么茅龙笔明显不好用，粗而硬、没锋颖、吸墨性差，陈白沙却这么喜欢、广东人还对此笔颇感自豪？
以前我都不理解。有人说是因居乡买笔不易，故就地取材，以山茅心束缚为笔。粤东野语，我更不相信。
这次去拜谒白沙祠才终于懂了。
陈白沙的字，早年皆用毛笔，也很有名气，弟子张诩的《行状》云“天下人得其片纸只字，藏以为家宝”。应该不是吹牛，因为白沙老师吴康斋先生的女婿因贫困，求得他数十幅字出售，果然“每幅易白金数星”。
既然如此，后来为什么喜用茅笔作书？请看看下面几张图：
两张都是毛笔字，一是陈白沙、一是湛若水。都很好，但笔法流转，偏于柔秀，骨力未遒，刚健之气不显。下面这两张则是用茅龙笔写的，是不是劲健得多了？
白沙有诗曰：“茅龙飞出右军窝”，讲的就是这刚柔相济的道理。他本来是学唐帖一路，远承右军。但王羲之的字，韩愈已嫌其过于柔美，批评“羲之俗书趁姿媚”。想飞出右军窠臼，白沙转换工具，改用粗硬的茅草笔，其实跟清朝人转而去学北碑，思路是一致的。北碑多有斧凿之感，以雄强见长，故足以济姿媚之偏。
不过，这种美学上的思路，是否白沙首创，还很难说。因为福建仙游、永春一代也有茅笔，说是朱熹所创。
朱熹曾用茅草笔写大字，应该也是事实。下面对比两幅，一目了然：
朱熹的小字诗册颇为清雅，大字写《周易·系辞传》却气势雄强。白沙的茅龙笔书法，恰好与之相似。
然而，白沙是岭南从祀孔庙的第一人，名气很高。弟子湛若水又在全国各地创办书院近40所，发扬其学，影响甚大。后来的学术史，更都把他和湛若水看成是王阳明的先驱。心学一路，足以与朱子学分庭抗礼。他应该不会去学朱熹吧？
抱着这个想法走进白沙祠，马上就有了答案。清人所修白沙祠，匾曰“崇正祠”，联曰：“道传孔孟三千载，学继程朱第一支”。可见把白沙归入阳明一系，乃今人之误解，明清人是以正宗朱子学传承来看待白沙的。白沙的茅龙笔书法的确非常有可能从朱子书法来。
换言之，从审美的刚柔相济，或学脉渊源，儒者之字确有可能发展成朱熹、白沙这样。
但儒者之字，还有一源，出于仁义之气。
陈白沙是江门白沙村人。村外不远，便是南宋最终覆灭之地：崖山。
明成化12年和弘治四年（公元年），陈白沙倡议兴建大忠祠、慈元庙于崖山。大忠祠表彰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慈元庙纪念以身殉国的宋少帝及杨太后。
民国后，官祭改为民祭，分别由滘头、三江、霞路、南门、浮石、慈溪、鹅溪、碧江八大房，轮流主理祭事。但年为日寇所毁，今幸已重建。我去看时，其中还陈列有皇帝碗、唐宋时崖山古窑的陶瓷碎片；西厢碑廊上有陈白沙的慈元庙碑、张翻的全节庙碑和杨以诚所篆写的文天祥的《正气歌》，以及明成化、嘉靖重修柯庙等十块石碑。忠肃之气，拂郁睥睨，冷对斜阳，依然令人十分震动。悲壮苍茫，远胜希腊悲剧。
为什么当年陈白沙要推动建庙呢？
从白沙村的历史看。据清同治十一年《南海续志》杂录上，可推知其开村年代在南宋理宗赵昀淳祐年间。村有麦义先锋庙。是合村议事的乡约，奉麦义为村主。
麦义，是咸淳间随张振孙、陆秀夫抗元阵亡的先锋官。亡后，衣袱逆流而归，有鸟巢之。其母出汲，见之曰：此我儿物。启袱，剑在，鸟则悲鸣去。故乡人创庙以祀。剑今埋神庙下。
这村子的来历如此，白沙对崖山死难特申纪念，不难了解。但忠义感愤，何止一家一村之心？往上说，元虽灭宋，但文天祥和崖山军民的悲壮情志，必然深深震动了忽必烈君臣，所以开始兴书院、弘儒学，开科举，以朱注四书取士。与白沙同时代的人也多与白沙同怀，例如李东阳。
东阳《怀麓堂诗话》中对白沙大中祠诗特表欣赏，他自己也有崖山大中祠诗二首。”据白沙《邓督府欲得慈元记上石答之》说：“西涯许撰慈元记，大手文章不要多。拙作岂堪传胜事，如今此石未须磨”，可见李东阳曾答应白沙作慈元祠庙记与他呼应。后虽未成，但一段因缘仍堪纪念。
因为李东阳是那个时代最大的书法家，也与陈白沙的书法关系最密切。两君交契于崖山一事上，允为书法史之趣事。东阳有跋苏轼《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卷，则我于吉林美术馆韩戾军兄处见之。
当然，李东阳与茅龙笔无关，江门流行茅龙笔的区域也不大，例如新会区就与此笔无甚渊源。但我觉得跟我上面谈的一些道理还是可以关联起来，像梁启超就很可注意。
梁的书法，也逸出了明代甚至王羲之的规模，兴趣在雄强刚劲的北碑。不但自己写魏碑，也有大量收藏。
他不藏别的，只藏碑帖拓本。多达件，历朝都有，各体齐全。质也很精，《中国书法大辞典》所收碑帖，梁藏即占一半。可说古今无两。但北朝最多，件，远胜其他。
推测他钟情书法碑帖之故，当是因认同书法在我们文化中的价值，且儒者工书，视为本分。若言创造，则审美上又要追求刚柔并济、仁义其道。
他的情况，若结合白沙之事迹来看，我们亦会发现江门崖山一带无愧“海滨邹鲁”，儒学传承非但未断，抑且生机无限。程朱一脉，生出陈白沙湛若水之心学；康梁维新，托古改制，更震动一世。迩来或主革命史观，鹜新变古；或仅知政权之兴亡，断言“崖山之后无中国”者。于此观风俗、验人心，则自憬悟而爽然若失矣。
从前，徐霞客徒暱山川，孙星衍寰宇访碑。我亦行者，但不慕前修，聊述粤海见闻。为风行地上之观，察君子无咎之故，有孚颙若，逍哉遥哉，伶仃洋，其为君子燕居之地乎？
龚鹏程
龚鹏程，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